60年就業難題的破解之道

關鍵字：60年 就業 破解

    人口多自然資源少使得就業成為中國的頭等大事。什么時候解決了就業，什么時候社會就穩定、經濟就發展。建國前30年的計劃經濟始終無法解決就業難題。在改革開放以后，正是市場機制-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模式才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只要政策放寬，給中小企業公平的機會，給底層草根真實的實惠，民間自有活力，社會亦能長治久安。
　　一、人口多自然資源少，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
　　談中小企業的由來首先要從中國的國情談起。中國國情的最大特點是什么？人口多。十幾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相反，中國的自然資源呢？又都很貧乏。人均水資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耕地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主要礦產資源也大都類似。人口多自然資源少，這就意味著就業是個很大問題。
　　解決就業問題是中國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什么時候能解決這個問題，什么時候社會就穩定、經濟就發展；什么時候在這個問題上犯錯，那社會形勢就會變得嚴峻。在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沒法解決。從建國初到1956年，農民可以自由進城，僅1954～1956年全國就有7700萬人進城。但農民進城后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就業壓力，本來城里人就業就很難解決，再來這么多農民該如何是好？所以從1956年12月至1957年底，中央政府連發九個限制農民進城的文件，出臺了嚴厲的措施，在城市設置收容所，集中遣返進城農民。之后，國家又采用各種苛刻條件、法律手段將農民的居住、生產、生活空間固定化，將就業問題放在落后的農村。
　　城里情況其實也不容樂觀。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山下鄉”就被寫進了中共中央確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的青年，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其實（當然）細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很多年青人的就業無法解決。在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中指出：“當年暑假全國將有５７萬余名初中畢業生和236萬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都要求解決就業或學習問題。然而，國家目前還沒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滿足這種愿望……”。自1955年12月毛澤東發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始，截至1980年年底，25年（來，）中國先后有1700多萬名城鎮知青到國營農場、邊遠農村插隊、支邊。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鄉，不過是當時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提出來的一項戰略決策。由此可見，就業問題難解決，始終貫穿著建國前30年的整個計劃經濟時代。
　　二、改革開放時代的就業模式：市場機制—民營經濟—中小企業
　　解決就業難題的思路是什么時候轉變的呢？這是在改革開放后開始的。我把改革開放解決就業難題的模式總結為這么幾個關鍵詞：市場機制-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從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產開始起步，積極發展民營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以中小企業吸納大量勞動力，形成一種價廉物美的競爭理念。通過這么一個模式，每個人的力量、每一雙手、每個腦袋都可以發揮作用。市場機制實際上增加了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干什么自己作主，風險自己承擔，收益自己享用。人們要想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就有了奮斗的途徑。這不像以前計劃經濟時代，改變個人命運的可能微乎其微。再強調一下，正是通過市場機制的協調，能夠不斷地把每一個人分配到不同的崗位上，并通過不斷的自我選擇，形成了一個最優的結構。這個最優結構不是通過國家分配和政府計劃實現的。
　　甚至可以說，這30年來的很多成就都是以“成功解決就業問題”為中心散發開來的。隨著每一個中國人加入到市場經濟中，短時間內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中國市場”，一方面創造財富，一方面形成消費，二者互為因果，積極創造了近30年以來的巨大成就和變遷。事實證明，我們什么時候堅持以安排就業為主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那么什么時候就成功，什么時候就順利。

三、體制邊緣的革命：中小企業與中國模式
　　我們都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是從農村開始的，具體講是從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一路走來的。但這個路是很不平坦、很不順利的。當初小崗村包產到戶，一下子在北京各大機關、各大研究機構掀開了鍋，人們都在議論這個問題：這個過去被批判的“三自一包”，現在怎么又開始搞了？能搞嗎？這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嗎？然而討論歸討論，由于受農民的歡迎，所以私底下包產到戶已經在全國范圍內推開了。
　　農村土地承包到戶以后，富余了大量的勞動力，這些人干什么呢？發展鄉鎮企業!其實鄉鎮企業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1958年黨中央號召實現“人民公社化”，指出“人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在“五小”企業紛紛興起的同時，社辦企業也有了一定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的政策環境開始變得有利于社隊工業發展。1970年8月25日到10月5日國務院召開了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提出：1985年實現“農業機械化”，大辦地方農機廠、農具廠，圍繞農業辦工業，工業為農業服務，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鄉鎮企業更是迎來了大發展的機遇。聯產承包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隱形剩余勞動力顯露出來，需要就業。更重要的是，政策促進、致富驅動、市場短缺等因素促使農民大膽實踐，沖破舊有的觀念，利用自有資金、農村資源，紛紛轉向非農生產。到1983年全國社隊企業約135萬個，從業人員3235萬人。1984年，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其范圍擴大到鄉、村、組等級別，其數量急劇增加到607萬個，吸納的就業人數大約是5208萬人。此時農村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
　　同時在城市，私營經濟也在社會的邊緣地帶開始萌芽發展。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談話時說：“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要逐步減少，以致做到不下鄉”。鄧小平也發表講話：“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是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四川一億人，平均一人不到一畝地。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糧吃。”1978年，大量知青開始返城，迎接他們的不僅是不一樣的生活，還有嚴重的就業問題。知青返城無法解決就業，怎么辦？北京前門，“大碗茶，二分錢一碗，不好喝，不要錢”早就探索出了一條可行的解決就業之路，這就是我國私營經濟興起的萌芽。當時國家勞動局、社科院等專家成立了一個勞動就業課題組，專門研究返城青年的就業問題。這個課題的一個研究成果就是：政府安排和自主就業相結合。實際上，當時國家不給錢，但是給政策，默許人們搞個體攤販，搞私人飯館，搞加工廠，等等，我國的私人經濟就從這兒開始的。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非常正確的，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把就業這個問題解決了。
　　私營經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到1989年可算是第一個大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企業大多涉及一些輕工業，食品加工、鐵木家具、家具、服裝、廚房用品、床上用品，等等。過去一直搞重工業，人們的衣食住行都很短缺，市場需求特別大，這些經濟體一起來，就發展得非常迅速。盡管國家不給貸款，甚至有些地方還明確規定銀行不能貸款給私營經濟，但這沒什么，被放松了限制的農民、城市閑散居民開始自籌資金，實現自我發展，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城鄉齊頭并進之下，整個中國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在此進程中，政府也支持下海創業，有很多工人自愿辭職下海經商，甚至有很多機關干部也下海。可以說，上個世紀80年代是我們國家經濟活動非常活躍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基本上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1989年至1992年這段時間，出現了比較大的回潮，我們整個機制又陷入僵化的狀態。當時在農村搞什么雙層服務體系，企圖恢復集體經濟，還提出要廣泛的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從娃娃抓起……很多地方都已經派工作組了。當時我國的中小企業受到較大沖擊，“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經營十分艱難，鄉鎮企業停辦，農民收入降低，綜合來看，這幾年的增長率只有3%左右。
　　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令整個形勢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于嘗試，看準了，就大膽地嘗試，大膽地闖。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回過頭來，我們看到，整個改革又被引到正確的軌道上來，繼續推進改革，向著市場經濟這個目標出發。1993年底召開了黨的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整體性推進階段。
　　只要政策放寬，民間自有活力。自1992年以來，我國的中小企業發展非常迅速，截止2007年6月底，我國中小企業數達到4200萬多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其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上繳稅收約為國家稅收總額的53%。就其吸納的勞動力數量來看，2007年，我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突破1.5億人；2007年初，我國私營企業雇工人數也約達5300萬。可見正是中小企業的發展，才真正解決了困擾整個計劃經濟時代就業難的問題。
　　四、以底層為本與中國的長治久安
　　有些人總認為，中小企業都是些低端產業，產業附加值低。我們的經濟重點應該放在一些高端產業上去，這種看法還是忽略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我們現在的國力并不強，不強怎么辦？不強就要向強走。但向強走是不是就要丟棄我們現在所作的這些東西？不僅不能丟棄，還應當堅持，堅持做大做強，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形成品牌產品，提高附加價值。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丟棄這些產業都去從事高端產業。一個最嚴酷的事實是幾億農民進城務工，這些人沒有管理經驗，沒受過專門技術訓練和教育，缺乏專業知識，只能從事這樣的產業。而他們不進城問題更大，進城則意味著進步。我看過一些文章，有些人就在大談要積極發展高端產業，要積極進行產業升級……，這些都要做，但不能是唯一的選擇，更不能排斥其他產業。
　　有個經濟學家將消費品分為三類：一類奢侈品，高端人群消費的產品；一類享受品，主要面向群體是中產階級；最后一類是基本品，主要面向草根階層。人們取得奢侈品時，是脆弱的，有了這么多的奢侈品，何必再去奮斗呢？人們取得享受品時，是溫和的，這樣的生活還算有滋有味；人們只有在取得基本消費品時，才是勇敢的，才會不斷地積極進取。現在我國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了，這是好事，但是千萬不能忽視處于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提高問題。
　　我們的眼睛必須盯著下層草根階層，只有積極為了生存而奮斗的階層才是最勇敢的。共產黨執政不能離開最基層的老百姓，應該讓這些人獲得實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樣社會才會進步，才會長治久安。底層草根如何才能獲得實惠？這次危機以來，幾千萬農民工返鄉，那是什么感受？所以要放開，要給中小企業一個寬松的環境；要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以市場為主導配置社會資源，行政手段調控和法律手段規范。不能擠占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要給底層民眾一些機會，一些具體實在的優惠政策，光有口號宣傳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