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良庭審當日，昆明市東川區法院的審判庭內，60余萬份快遞發貨單被一頁頁翻動。

　　這些蓋有炎帝生物公司印章的物流記錄，不僅關乎企業負責人王永良的個人命運，更牽動著全國80多家直銷企業的神經。  

　　2023年10月，一場跨省執法行動將這家擁有直銷牌照的高科技企業推向風口浪尖。東川區警方以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為由，對炎帝生物公司展開突擊調查，并帶走了包括法定代表人王永良在內的多名高管。

　　然而，案件從立案之初就爭議不斷。株洲警方拒絕配合跨省抓捕，株洲市監局調查后認定企業“未發現違法行為”，甚至東川區公安局的管轄權也遭到法學專家的質疑。  

　　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還在于商業模式的性質。控方指控王永良通過“拉人頭”牟利，而辯方則用60萬單真實發貨記錄反擊，證明產品已送達消費者手中，且價格合理、質量合格。多位法學專家一致認為，這種獎勵模式僅是“團隊計酬”，而非傳銷犯罪。

　　庭審的背后折射了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爭議難題：直銷企業多層返利的法律邊界到底在哪？  

　　60萬份快遞發貨單能否成為洗刷嫌疑的關鍵證據，這場審判的終局如何裁決，或將決定行業走向。

 

　　突如其來的風波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命運在2023年深秋迎來戲劇性轉折。

　　這家成立于2005年5月的高科技企業，曾是國家商務部批準的第29家直銷企業，卻在一次跨省執法行動中陷入風波。

　　工商資料顯示，這家注冊于株洲高新技術產業園的企業，主營業務涵蓋保健品、化妝品及家化用品，擁有占地113畝的生產基地。2011年獲得直銷牌照后，炎帝生物一度發展迅猛。2023年2月，王永良接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生產呈現復蘇態勢，車間工人時常加班至深夜趕制訂單。

　　轉折發生在2023年10月。云南省昆明市東川區公安分局發起五省聯動執法，在遼寧、湖南等地對炎帝公司相關人員實施抓捕。據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行動涉及百余名公司員工及經銷商。

　　11月9日，王永良被警方拘留。同日，東川區公安局經偵大隊向株洲市公安局發出協作請求，要求協助抓捕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炎帝公司員工。但這份請求遭到株洲警方拒絕。

　　但株洲市公安局以其執法行為違反公安部及湖南省公安廳相關辦案協作規定為由，未批準該申請，要求其按程序向昆明市公安局和湖南省公安廳經偵總隊呈報批準。

　　然而，東川警方仍派出數十名辦案人員赴湘，試圖將炎帝公司核心員工從株洲天元區總部帶離。

　　這場執法行動引發的爭議，仍在持續發酵。

 

　　“零證據”立案的謎團

　　案件的爭議從一開始就聚焦在管轄權問題上。

　　庭審時，檢方出示的案件材料顯示，東川區公安局在2023年8月22日對該案進行受案登記并立案偵查，受案登記表稱“屬本單位管轄的刑事案件，建議及時立案偵查”，但在立案當日又取得了昆明市公安局出具的《指定管轄決定書》，這兩份書證的自相矛盾之處表明必有其一違反管轄權相關規定。

　　面對辯護律師的質詢，辦案民警給出的解釋是：申請《指定管轄決定書》是本區公安辦案的“習慣”，也是應檢察機關的要求。

　　令人費解的是，東川區公安局在未獲得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進行了立案。第二次庭審時，三名辦案警官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向法庭提供立案時的相關證據。

 

　　辯護人就此提出三點核心質疑：

　　一是東川區公安局存在零證據受案、零證據立案問題，所有相關證據均在獲得指定管轄后取得，其管轄權基礎存疑；

　　二是根據相關規定，本案涉及直銷企業應由市一級公安機關管轄，區一級公安明顯違反級別管轄規定；

　　三是依據涉企犯罪案件管轄規定，本案涉嫌逐利性違法管轄，應指定湖南株洲法院管轄。

　　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同樣存在重大爭議。辯護人出示的同日出具的《釋放通知書》《釋放證明書》和《監視決定書》顯示，在王永良拘留期滿后，東川公安在不符合逮捕條件且無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通過“先釋放后監視”的方式將被告人從看守所帶至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種變相羈押手段持續了兩個月。

　　值得關注的是，東川區政府官網數據顯示，該區罰沒收入從2023年的2824萬元激增至2024年的4541萬元，而本案起訴書認定的犯罪金額達2億元，已凍結被告人及近親屬3000萬銀行存款——若定罪，僅此一案就幾乎相當于該區近兩年的罰沒收入。

　　更具戲劇性的是，裁判文書網顯示東川區2023、2024年全年刑事案件不足200件，但據王永良當庭陳述，辦案人員透露該區兩年內就辦理了10余起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這一異常數據對比令人深思。

 

　　異地執法引爭議

　　對于涉及直銷企業的案件，相關法規有著明確的程序要求。

　　根據《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傳銷案件偵辦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公經偵〔2020〕360號）》規定，傳銷案件若涉及直銷企業、生產型企業或電子商務企業，必須通報企業所在地公安部門，并上報兩地共同上級公安部門即公安部。

　　然而庭審中，東川區經偵大隊長明確承認警方未就本案向公安部履行通報程序。

　　在第二次開庭時，面對法庭傳喚到庭的東川區經偵大隊長、案件主辦警察及網安大隊負責人，經偵大隊長給出的解釋顯得頗為牽強——他聲稱立案時已知曉涉案的炎帝公司，但因聽信一位無法提供真實姓名的炎帝公司工作人員口頭表示“王永良的行為與公司無關”，便草率認定無需上報公安部。

　　這位大隊長當庭承認曾實地走訪過炎帝公司廠區，親眼目睹商品包裝均帶有炎帝生物標志，所有人員工作地點均在該公司，且清楚知曉王永良作為炎帝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的身份，卻依然堅持將案件定性為“王永良個人行為”而與公司無關。

　　但是同場出庭的另外兩名警官對于這一明顯違反程序規定的行為，自始至終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釋。

 

　　株洲政府九赴東川

　　2024年9月19日，法迅獨家微信公眾號發布的一封《民營企業家的求助信》引發輿論震蕩。

　　信中，王永良以“遠洋捕撈”“趨利性執法”“非法凍結財產”等字眼，向株洲市人民政府發出救助企業的呼聲。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川公安局跨省對炎帝公司采取抓捕行動后，株洲市委政法委立即牽頭組建了由市公安局、市市場監管局和天元區政府組成的專項工作組。經市監局調查核實，炎帝公司并未發現存在違法行為。

　　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株洲市天元區政府人員透露，東川公安局到炎帝公司開展抓捕行動后，株洲市委政法委迅速牽頭，聯合市公安局、市市場監管局、天元區政府成立專班。

　　市監局對炎帝公司進行調查后，作出明確行政認定，未發現其存在違法行為。

　　同時，專班政府成員多次趕赴東川，與東川政府就本次事件進行溝通協調，截至目前，已往返九次，足見當地政府對該企業的重視與維護。

 

　　檢方指控與證據爭議

　　在東川區法院的庭審現場，一場關于傳銷活動的指控成為控辯雙方激烈交鋒的焦點。

　　檢方試圖通過價格鑒定證明炎帝公司產品價格虛高，但《價格認定結論書》的生成過程顯得草率。法庭上，檢察官未能解釋價格虛高的具體依據，甚至未提供產品實際售價作為對比。更令人費解的是，價格認定中心拒絕向法庭提交認定材料，工作人員當庭表示：“辦案人員告訴我不用交給法庭，寫一份情況說明就行。”這種回避審查的態度引發了辯護方的強烈質疑。辯護人指出，價格認定不僅缺乏依據，部分產品的認定價甚至低于成本價，而會員和第三方平臺證據均顯示，炎帝產品的市場接受度良好，價格合理。

　　庭審中，東川區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永良為謀取非法利益，在擔任北京北方大陸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期間，設計傳銷規則和要求，組建“快樂國際”APP運營團隊，設立規則和獎勵，吸引下線會員在京、滇等地拉人頭發展下線獲利，涉及人數達1334211人，非法獲利約2.1億元。

　　東川區檢察院認為，王永良等人的行為是以推銷商品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入會費的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已觸犯《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規定，應當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為證明涉案產品價格虛高，東川區公安局委托東川區價格認證中心對炎帝公司銷售的21款產品進行價格鑒定，并作出《價格認定結論書》。

　　第一次開庭時，檢察官出示該結論書以論證產品價格虛高，卻未出示產品實際售賣價格的證據進行對比，便得出價格虛高的結論。當審判長詢問結論的依據和邏輯時，檢察官未能作出解釋。

　　王永良的辯護人在庭審質證時指出，《價格認定結論書》的得出過程相當“粗糙”，既沒有認定依據，也沒有認定過程，甚至某些產品認定的價格還低于成本價。

　　合議庭在庭前會議結束后，曾向東川區價格認定中心調取價格認定過程中的所有資料、卷宗，但兩個月后，價格認證中心仍未向法庭提交。價格認定人員當庭表示：“辦案人員告訴我不用交給法庭，寫一份情況說明就行。”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所有被告人、會員都表示炎帝公司產品效果好，成為商城會員后，產品價格比其他渠道購買更便宜。辯護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淘寶、京東平臺同款商品的銷售頁面截圖，證明在第三方平臺同款產品價格更高的情況下，銷量依然可觀，由此可見炎帝公司的價格十分合理。

　　庭審時多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指出認定各被告人涉案金額所依據的《司法會計鑒定意見書》不符合鑒定規范、且計算方式存在嚴重錯誤。第二次開庭時，法庭通知了昆明旭坤會計師事務所鑒定人員出庭。

　　王永良和多名被告人辯護律師共同在庭審時指出，《司法會計鑒定書》中最大的邏輯錯誤是鑒定人員將會員往平臺充值的約1.1億元和會員在平臺消費花掉的約1.1億元疊加計算得出涉案金額是2個億，明顯是為了虛增涉案金額。

　　審判長也注意到了這一嚴重問題并就此向鑒定人員發問。

　　鑒定人員對審判長、各位辯護律師所有關于鑒定方法、計算邏輯的問題都未作任何解釋。

 

　　60余萬份快遞清單

　　面對控方的指控，王永良及其辯護律師均認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答疑中明確，司法實踐中，對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的把握，一般可理解為“傳銷組織未實際提供商品、服務，或者提供的商品、服務價格嚴重偏離實際成本”。應重點審查“是否不提供商品、服務退貨退款政策”“是否要求參加者購買并囤積明顯超出其可在合理時間內消費的大量商品、服務”“是否禁止參加者退出”“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是否具有普遍流通性”等情形，并基于上述事實作出綜合判斷。

　　為證明炎帝公司產品交易的真實性，王永良的辯護人向法庭提交了60余萬單的快遞發貨數據。這些訂單記錄顯示，公司每天平均發送快遞約600單。辯護人還從案卷內的訂單中隨機挑選50個數據，在快遞發貨數據中均能查詢到。

　　辯方強調，本案的書證并未顯示王永良等人實施了詐騙式傳銷行為，反而能證明案涉平臺的模式在湖北省宜城市、湖南省株洲市均不被認定為犯罪。

　　全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表明，平臺售賣的是真實產品，且均已發貨，平臺沒有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沒有編造、歪曲國家政策，沒有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也沒有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采用其他欺詐手段騙取會員財物。

　　北方大陸公司、炎帝生物工程公司提供的商品均為面膜、洗面奶等大眾常用的保健品和化妝品，本身具有市場流通性，且質量合格、價格正常。會員花費780元或7800元購買的是真實存在、有價值、能流通的產品，這些產品要么被實際使用，要么被售賣給他人，并非所謂的道具或幌子。

　　此外，作為有合法經營牌照的直銷企業，會員在平臺上購買商品完全基于自主意愿，也可以隨時退出平臺，不受任何限制。

　　王永良辯護人在庭審時出示了會員遲海香的筆錄，證據顯示：“炎帝生物的會員獎勵模式設置推薦獎、重消考核獎、組織獎、花紅獎，目的是激發更多會員發展新會員、銷售產品。”辯方認為，這種獎勵模式頂多是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團隊計酬”行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關于“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問題，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因此，案涉平臺的相關行為依法不應作為犯罪處理。

　　針對本案焦點，辯護人還邀請了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陳光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楊緒峰進行充分的法律論證，五位專家一致認為：

　　由于本案存在真實的商品經營活動，王永良等人的行為屬于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應作為犯罪處理。

　　王永良在庭審最后感慨道：“全國的八十多家直銷企業都在關注我的案件，我在直銷行業口碑一直很好。如果我們企業賣便宜的產品，所有證人都說我們產品好用、實惠，反而能被認定為犯罪，那全國八十多家直銷公司都可以不用做了，全去做資金盤詐騙吧。”

　　今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檢制定了《檢察機關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工作方案》，開展專項監督行動持續依法監督糾治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等突出問題，過去一年已收集到1500余條趨利性執法司法線索。

　　我國在制度層面對于趨利性執法問題的監督持續推進。今年5月，《民營經濟促進法》正式施行；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指導意見》。兩者均著重強調，要堅持“法定管轄為原則，指定管轄為例外”的基本原則，目的明確：嚴防趨利性執法，堅決糾治對涉民營經濟案件擴張管轄、人為制造異地管轄的行為。

　　第三次開庭的大幕即將拉開，這場審判的終局裁決，或將影響遠超個案的社會預期。

　　60萬份快遞發貨單能否成為洗刷嫌疑的關鍵證據，法律最終將給出怎樣的裁決，這不僅關乎一家企業的生死存亡，同時也或將為直銷行業的商業模式劃定一條清晰的司法紅線。

　　PS：本文根據直面新媒體及相關公開信息綜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