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的興起，不時有一些不法分子從事非法傳銷活動，在全國各地招搖撞騙，吸引公眾投入資金，對社會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

　　《華夏時報》記者了解到，2020年12月31日，江蘇鹽城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對外披露一起特大網絡傳銷案系列案件的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顯示，被告人李昊燕因協助該傳銷團伙韓國總部明魯文在中國推廣推銷虛擬數字貨幣，發展會員數十萬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判處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萬元。

　　“由于不同國家的法律框架、文化背景等不同，跨國傳銷案件背后的法律適用、法律程序等存在國與國之間的差異，需要建立跨國協調聯動的溝通機制，因此類似跨國傳銷案件的偵辦有一定難度。”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院蘇筱芮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涉案近13億元

　　《華夏時報》記者根據判決書對案件進行梳理發現，2015年初，洪淳度（韓國籍，另案處理）、明魯文（韓國籍，另案處理）等人在韓國創建了共享幣（英文名：ShareCoin）傳銷組織，并成立了推廣營銷公司、交易所、軟件開發公司、98商城、浙江蘇迪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5個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共享幣改名為DGC幣。共享幣（DGC幣）傳銷組織設立了共享幣交易平臺（www.digitcoin.in），以發行共享幣（DGC幣）虛擬貨幣為名，要求參加者通過上線會員的推薦，繳納100美元至500美元的費用獲得加入資格，取得該平臺會員賬號。

　　共享幣傳銷組織在無任何實際經營活動的情況下，以高額返利為誘餌，通過設立中國區總部、舉辦DGC幣啟動大會、組織中國會員參觀韓國總公司等活動，在網絡上進行大力宣傳，以互聯網為平臺在中國境內發展會員。

　　截至2017年2月20日，共享幣（DGC幣）傳銷組織共有中國會員賬號55.6萬個，已發展至712層，形成了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返利依據的組織體系。至案發時，該傳銷組織收取中國會員費用合計人民幣12.9億元。

　　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李昊燕在共享幣傳銷組織韓國總部工作，協助韓國總部明魯文在中國推廣共享幣。為打擊刑事犯罪，保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不受非法侵犯，12月11日，法院根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規定，判處李昊燕有期徒刑5年6個月，并處罰金60萬元，涉案贓款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相較于傳統傳銷，此類新型跨國網絡傳銷的手段更加隱蔽、參與人數更多、涉及地域更廣、發展速度更快、涉案金額更大、犯罪成本更低。這些特點提高了此類案件的偵辦難度，同時還刺激了犯罪分子不斷鋌而走險，致使此類活動層出不窮。”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孟博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孟博強調，投資者要提高風險防控意識，不要盲目追求高收益而忽視了高風險，以免給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機。司法機關可以通過提升經偵信息化技術水平、加大此類犯罪行為犯罪成本等方式，嚴厲打擊此類亂象。

 

　　個人投資者要審慎投資

　　近年來，有關虛擬貨幣的違法案件層出不窮。《華夏時報》記者整理數據發現，中國裁判文書網中涉及“虛擬貨幣”的文書共5112篇，其中2020年1480篇，2019年1378篇。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涉及虛擬貨幣的傳銷案件數量呈逐年增加態勢，同時，涉案人員與涉案金額也在不斷擴大，此前《華夏時報》報道的“Plus Token數字貨幣傳銷案”，涉案金額超過270萬人民幣，發展會員269萬個，被業內成為“幣圈第一大案”。

　　1月10日，中共中央印發《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要求加強信息技術領域立法，及時跟進研究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相關法律制度，抓緊補齊短板。

　　蘇筱芮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違法數字貨幣活動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擅長包裝，以各種新型話術，例如以“科技”為名包裝投資項目；第二是資金池，投資者的資金監管處于真空狀態，不法分子觸手可得，因此也引發了各類“卷款跑路”情形。

　　蘇筱芮進一步表示，隨著我國央行數字貨幣項目的不斷推進，官方性質的數字貨幣發展路徑日趨明朗，其他“代幣”“虛擬幣”等發展的空間會愈發狹窄。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數字財經研究中心主任陳波也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不建議普通人投資數字貨幣。盡管一些幣圈媒體總是報道比特幣漲幅很高，制造暴富的輿論效果，但實際上大部分人在數字貨幣市場上不太容易賺到錢。數字貨幣投資是不符合國內法律規定的，出現問題也無法得到合法保護，這樣的慘痛案例很多。尤其很多幕后操作團隊都是海外背景，很難索賠和追責。對此，遠離是最好的預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