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杰，導演，1968年生于天津，2006年憑借導演處女座《馬背上的法庭》獲得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影片獎，《透析》《碧羅雪山》同樣獲獎不少，最新作品為《青春派》。

　　電影《青春派》上映3天，票房1200多萬。

　　這是青春電影扎堆的一年，個個票房大豐收。《致青春》7億多，《中國合伙人》5億多，引發激烈爭議的《小時代》也有4億多。但《青春派》似乎沒擠進這個行列。

　　導演劉杰電話不斷。業外人士甚至影評人普遍向他傾訴對票房的失望，他們的預測是好幾億。而院線的人則一致表達驚喜：創紀錄！很牛逼！“按照他們的經驗預測，過1000萬都不容易。預測方法就像打橋牌，要數點，有哪些明星，有哪些賣點，加在一起算。”在院線方看來，《青春派》的對比對象不是《致青春》，更可能是《鋼的琴》，同樣沒明星、少賣點、有口碑。“《鋼的琴》最終票房600萬，院線覺得給你預測1000萬，不錯了。”劉杰說。

　　兩年半前，劉杰從中影集團和黃岡市手里接下這個命題——拍高考。投資一千多萬。“他們提的訴求只有一個：不要賠錢。”

　　在此之前，劉杰的3部文藝片《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羅雪山》在國內外獲得大小獎項幾十個，《馬背上的法庭》甚至在法國藝術院線連映50周，是在法國上映時間第二長的華語片，第一是《花樣年華》。但在國內，劉杰幾乎不謀求公映。文藝片進了商業院線會被沖得一塌糊涂，他覺得這是一種羞辱。前3部電影每部投資幾百萬，靠獎金和海外發行足以收回成本。那時的劉杰接受采訪會說：“我對票房無所謂，也不了解市場，我幾乎不看院線電影。”現在，他第一次拍了商業片，從“自言自語”到“對大家說”，為了不讓投資方虧錢，不得不“有一點在乎票房了”。

　　喜歡講現實主義的劉杰必須給自己套上兩副鐐銬：一邊學著研究市場，一邊學著研究中國銀幕上的高考禁忌。

　　“高考真是人生一劫”

　　劉杰花了14個月的時間去踩點籌備，走了5座城市的二十多所高中。

　　第一站是黃岡。這座湖北小城以高考聞名全國，因難度苛刻的高考測試卷和令人驚訝的高考戰績，多年來都是全國考生眼中的地獄和傳奇。

　　劉杰覺得，那兒的狀態要是拍出來，難免是個沉重的電影。“可能會是一部《全金屬外殼》，一上來就是孩子們在跑操，一邊跑一邊喊勵志口號。一切都是軍事化訓練，跟集中營似的。”劉杰想要一個更中性的狀態：“每個導演都有他創作的價值觀。有的人拍了一段自己的回憶，或者一個好看賣座的電影可能最得意。對我來說，能夠記錄一個領域或是一個話題的時代性，是更得意的事。我拍2012年中國孩子的青春，希望它是真的概括準確。最有價值的事情是50年后，當別人想要了解的時候就來看，他會知道，這個電影準確真實地反映了這個時代。”

　　離開黃岡，他決定不去高考廝殺最慘烈的山東、河南等省，轉去了南京、深圳，最后落腳武漢，召來大部隊，開始海選演員。

　　劉杰需要真實的年齡感，需要真實的高中生氣質。之前他已經看過好幾萬的藝考生。南京藝術學院招生時，他在報名點和考場之間來回轉悠了3天，發現不少有趣的人，但他們身上那種晃晃蕩蕩的氣質，實在不像真實的普通高中生。

　　他又想找剛參加完高考的孩子。但是發現，“高考對我們來說，真是人生一劫。過了這一劫，人的狀態、眼神、說話，全不一樣了。”找真正的高三學生太不負責任，最后鎖定在高二學生。

　　劉杰和三四個副導演在學生們上課時從教室里慢慢走過，看每個學生3秒鐘，用DV錄下來。這樣在武漢看了一萬多個孩子。回頭看錄像，覺得孩子不錯就截屏，拿給老師問家長電話。這樣800個人里能挑出50個。到了周末，包個賓館或多功能廳，請這50個孩子和100個家長來，跟孩子聊聊天，挑出不到十個，再繼續聊。

　　這個過程讓他感觸良多。比如本以為說服家長將是個難關，但實際情況是“不用說服”。甚至還有家長找到他說，導演，你要用我兒子的話，你在武漢的所有費用我全包了。比如重點中學和非重點中學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出精神面貌不一樣，重點中學的孩子比較現代，大方自然，一看就是家境比較好，而非重點中學的孩子，普遍比較“銹”。“可以明顯感到，我們這個社會現在已經分階層了。”劉杰說。

　　“拼爹拼不過，還不拼你自己”

　　27年前，劉杰在河北保定市參加高考，升學率極低，氛圍遠比現在緊張。“但具體到每個孩子的壓力，其實比我們那時候更甚。”那時上了大學就國家全包，畢業之后是國家干部，起始工資五十多塊。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學也能當工人或者當兵，起始工資三十多塊。每個人差距不大，有安全感。

　　而現在，從家長到孩子都焦慮，對未來沒有安全感。電影有一段，班主任撒老師訓斥差生齊明智成績不好，齊明智嘀咕某某也不好，撒老師大怒，說：“某某根本就不參加高考，他會出國，來這是混日子的，還有某某，他爸什么級別你不知道嗎？還有某某，他家是中石化的。”一個朋友告訴劉杰，他去看電影時，一位媽媽帶著孩子坐在他前面，看到這段突然大聲跟孩子重復撒老師的臺詞：“你聽見了嗎？你拼爹拼不過，還不拼你自己！”

　　“我有點想笑，我不是想拍教育片啊。”劉杰說。

　　因為武昌教育部門堅決不同意此片開拍，怕影響3個月后的高考。最后，故事的發生地挪到了北京，重新海選了一次演員。

　　形象鮮明硬派的撒老師，在高考競爭比較緩和的北京并不典型，“北京比較厲害的老師是這樣，但外地好多老師都是這樣。”劉杰說。

　　撒老師會一串串地喊霸氣的口號：“兩眼一睜，開始競爭。”“累死你一個，幸福你全家。”“就算撞得頭破血流，也要給我沖進一本線的大樓。”“扛得住，給我抗；扛不住，給我死扛。”“各位家長，高考還有半年，你們有要破產的，請堅持堅持；有要離婚的，也請先湊合湊合。”

　　但這跟劉杰籌備過程中遇到的老師們相比，只是中等水平。“撒老師不過是壓力式的、直給式的。我見過一些老師，真是高手啊，他們直接告訴我，他們在用傳銷的方法教學，第一件事情是洗腦，讓學生只有這一個目標，其他事情全部忘掉。”

　　“那些特好看的人不生活在我們周圍”

　　劉杰給高考的故事套上了一條愛情主線，這是青春片和商業片最常用的方式，用在大學生身上毫無障礙，但在高中生身上，便是碰觸禁忌。

　　“教育部以前有過文件給廣電總局，主要兩條規定：中學生堅決不能提情感問題，不許批評教育制度。但這規定很多年沒有人碰了，不知道還有效沒效。”劉杰一點點去商量，最終獲得許可，可以拍攝早戀，但這段感情不能有助于高考，而且結局必須失敗。至于批評教育制度，除了強硬的撒老師，劉杰還讓男孩們赤裸上身，給自己從頭到腳澆上一盆水，大喊著：“去他媽的高考！”“去他媽的一本線！”“去他媽的托福！”“去他媽的清華！”最后居然順利通過了。

　　和禁忌一樣難對付的還有市場。“確實有不少不缺明星的電影賣得不好，但那是拍得實在太爛。你說有哪個沒有大明星的電影票房過千萬了？《失戀33天》，除了文章，還有李晨、張韻藝、馬伊俐等等好多人客串呢。何況白百何雖然算新人，但長得養眼，符合觀眾期望。”“《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耍了個超級滑頭，它要把打手槍的那場戲拿掉，絕不會有那票房。這是個強烈的噱頭，小說里都沒這個情節。”

　　侃得頭頭是道的劉杰，卻違反了許多他總結出來的商業片規律，他幾乎沒找明星，也沒制造什么話題，甚至在這個流行消費銀幕美色的時代，他從兩萬多人中海選出的演員，居然不是帥哥美女。

　　“長相問題啊……所以別人說我瘋了，說我膽太大。”劉杰笑：“不是說好看的人才有青春。我覺得那些特好看的人不生活在我們周圍。我還是希望現實主義，你看那些孩子，都是真實生動的。這是我對演員品質的堅持。我也不是排斥特好看的人，但那就是另外一部電影了，是偶像劇。對我來說，一個普通人，如果我能把他放到電影上去，他能夠在鏡頭前很自如地表達自己，我覺得比刻意演的要棒得多。”

　　6月，《青春派》和《小時代》并列獲得第1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傳媒大獎最佳影片。劉杰覺得這是個喜劇。他看了《小時代》的預告片和片花，便不想去看正片了。“那不是電影，說它像MV，都是在侮辱MV，那是影樓拍的MV。”

　　27年前，劉杰因為偶然看到了電影《黃土地》，放棄了美術，改考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七八年前，已經做了多年電影攝影和制片人的他要轉行當導演，把不住的房子都賣掉，均價每平方米六千多元，湊了兩百多萬，開始拍《馬背上的法庭》。最后超支彈盡糧絕時，北京兒童藝術劇院給了他一百萬，總算制作完成。“所有人都以為我是拿政府的錢拍的，其實一分都沒有。”

　　七八年后的現在，他賣掉的房子已經有兩套漲到每平方米8萬，漲了十多倍。

　　“后悔嗎？”

　　“后悔呀！不過也沒事，沒影響生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