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浙江溫州，遭遇企業突然倒閉、老板逃逸的信泰集團員工離開公司

        共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創紀錄 應急周轉金已墊付其中4256.5萬元

        據《東方早報》報道，受宏觀調控、資金鏈斷裂等影響，今年1-9月浙江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員工數千人的企業。早報記者昨天獨家獲取的浙江官方關于企業主逃逸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這些企業共拖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欠薪人數和欠薪數額均為歷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于2004年12月首創的“欠薪應急周轉資金”在企業主逃逸后發揮了重要作用，老板跑路3-5天，地方政府即給員工墊付拖欠工資，全省至今未因此發生一起大規模群體性事件。

        9月底完成的“報告”認為，隨著元旦、春節傳統欠薪高發期的臨近，今后3個月欠薪逃匿案件還將持續高發。

        今年4月就有老板跑路 而往年臨近年末才有

        跟往年臨近年末才有企業老板跑路不同，今年浙江自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后逐月增加，至8-9月達到頂峰。

        “9月21日溫州1天跑了8家企業的老板，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與去年同比增長41.6%。”浙江主管部門人士介紹，浙江跑路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制造產業，不乏一定規模和知名度的企業，如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報告”顯示，往年七八成的老板跑路多發生于外地人租賃經營的加工廠或小作坊，員工僅數十人，其中建筑包工頭占了很大份額，可今年卻沒有一起；即便是發生在金融危機的2008年，浙江因老板跑路而欠薪的員工數量也只5000-6000人，可今年1-9月便達14644人，與去年同比上漲197.9%。7593萬元的欠薪總額與去年同比上漲361.9%，其中欠薪數額最多的為溫州瑞安恒茂鞋業，共欠上千名員工薪酬600萬元。

        事發前沒有明顯征兆 誘因均為資金鏈出問題

        9月，溫州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組織員工外出旅游。2天后員工返回，發現老板和設備都“蒸發”了，事先沒有一點征兆。“報告”認為，近期發生的老板跑路事件，多數是在企業生產經營表面正常情況下發生的，事發前沒有明顯征兆。其誘因基本相近，主要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信貸緊縮、民間借貸、經營不善、盲目擔保引發資金鏈斷裂，如央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銀行首先收縮中小企業貸款，轉而尋求民間借貸，但高額的利息使得企業不堪重負，直接導致企業破產倒閉。另外，原材料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加大了企業生存壓力。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阿里巴巴集團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走訪浙江寧波、溫州、臺州、金華、嘉興、湖州和紹興7個城市的94家小企業、4家專業市場和12家當地銀行，并通過網絡問卷形式對浙江2313家小企業進行網上調研，同時結合阿里巴巴對杭州本地小企業的走訪和調研結果形成《小企業經營與融資困境調研報告》，認為長期以來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較為突出，小企業并不是傳統銀行的主要客戶，以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傳統金融機構作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僅占21%，通過親友及民間借貸的份額達50%。

        9月27日，溫州正得利鞋業有限公司老板沈某從家中跳樓身亡。溫州鞋革協會初步判斷為沈某是借了民間資金償還銀行貸款，希望銀行在收貸后繼續放貸而不得，迫于壓力跳樓。沈某擁有3個女鞋品牌，產品以內銷為主，年銷售額在4000萬-5000萬元。在其身亡后，企業運營平穩，管理層最大的希望是銀行不要抽資。

        溫州敗在轉型升級緩慢 嘉興輸在發展模式之弊

        老板跑路并不僅發生在頻頻見諸報端的溫州，“報告”統計，除溫州以84起居首外，嘉興、金華、臺州分別以49、30、29起緊列其后。

        浙江省公共行政與人才人事科學研究所所長陳詩達表示，溫州民間資金雄厚，長期在體制外流動，通俗地說就是高利貸盛行。在宏觀調控下，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只能轉而去借高利貸，令企業不堪重負。另外，溫州當地人有四處闖蕩、投資的傳統，跑路的企業主其主業大多沒問題，而老板將自有資金，或者通過主業申請到的貸款投資到了房地產、礦產等大宗商品當中，后者恰恰是當下的調控重點，令其受損嚴重。如信泰集團的眼鏡產業一直在正常經營且具有較高知名度。

        他認為，政府施救之前，必須先搞清楚企業資金困難的原因，只有主體產業遇到資金困難的企業才值得救援。政府的重點是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糾正市場弊端，而非直接干預市場。

        “老板跑路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產業轉型升級未能很好地完成。”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表示，目前的情況跟2007年-2008年初類似，招工難、生產成本上漲、銀根緊縮、CPI高漲，如2008年初高達8.1%，中央提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雙防政策。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浙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弊端暴露無遺，但之后為政府救市所“掩蓋”，搭上經濟復蘇的便車，未能利用金融危機的倒逼機制，進行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溫州之所以企業主逃逸高發，是因其轉型升級緩慢，滯后于杭州、寧波等地，高新企業等高附加值產業在經濟中所占比例不高。另一方面，溫州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城市要素集聚不強，正規金融方式融資能力不強，而民間借貸活躍，企業資金對民間借貸依賴性強，一旦民間資金本身出現困難，老板跑路多發便成為必然。

        相比溫州、金華、臺州等民營經濟活躍地區，曾被稱為承襲蘇南模式的嘉興以49起企業主逃逸事件名列第二而令人詫異。嘉興學院教務長徐永良分析表示，蘇南模式的最初意義是以鄉鎮企業、集體經濟為主，而非浙南等地的私營經濟為主，發展到現在就是以外資大量進入為特征的經濟模式，如蘇州、昆山等地。而嘉興自1995年開始企業改制至今，民營經濟占了絕大多數，已脫離蘇南模式，反而跟浙南模式相似。嘉興雖然也有產業集群，如平湖的服裝、海寧的皮革、桐鄉羊毛衫、嘉善的木業，可大企業不如溫州等浙南地區，90%以上為小企業，且利潤率較低，外貿依存度高，一旦外需疲軟，生產成本上漲，銀根緊縮，便會受到較大沖擊。

        勞動部門建議本月起全省排查易欠薪企業

        2004年，溫州1家企業老板跑路，員工因工資被拖欠，堵塞國道，引發群體性事件。當年12月，浙江首創“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規定地級市政府必須儲備50萬元以上(含)，縣(市、區)政府儲備30萬元以上(含)的專項資金，用于墊付企業員工被拖欠的工資。

        2008年，欠薪應急周轉金標準均提高至100萬元以上。實際上，很多地區的該專項資金遠高于標準，如溫州瑞安市自今年8月以來便提高至1000萬元，寧波慈溪市則為3000萬元。

        據相關人士介紹，1-9月，浙江應急周轉金已墊付欠薪4256.5萬元，而往年動用不過1000萬元。自企業主逃逸后3-5天，員工便能領到欠薪應急周轉金墊付的薪水。浙江勞動部門建議，自本月起開始在全省排查，重點是易發生欠薪和逃匿的中小企業。各地有關部門暢通舉報渠道，欠薪舉報實行首問責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