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作烏龜而不是鲇魚

　　“我很高興當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陽光的。”這是新希望集團掌門人劉永好成為2001年“中國首富”后到央視參加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說》時說的一句話。

　　這句話很平實，但卻極具開創精神。因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商人都是“夾著尾巴富起來”的，而取代榮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劉永好卻直面應對，令許多企業家詫異。

　　聯想起2001年7月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第一次將民營企業家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多數企業家開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變為“劉式”坦然，甚至主動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變化。一份關于富豪偷稅的調研報告廣為傳播，這份報告稱：“目前我國每年流失的稅款大致在1000億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報告的結論是：“對于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于游離于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

　　一時間企業界風聲鶴唳，我們期盼的更多劉永好式富豪不但沒有出現，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嚇電話，恐嚇者稱如果將其拉進了這一年的富豪榜，“后果自負”。

　　盡管最后我們相安無事，但這一事件加重了社會的仇富心態，一些本來決定當鲇魚的企業家，情愿做起“烏龜”來，所謂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會仇富心態集中爆發的一年，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掌門人李海倉在辦公室被同鄉槍殺；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亂刀捅死；8月17日，甘肅地產商劉恩謙在蘭州被槍殺……

　　此類事件令有關部門非常震驚。《中華工商時報》引用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年初的一項調查稱：“我們并不諱言先富階層中，確有有愧于建設者稱號的人和事，但這只是極少數。”“正確認識和評價先富階層，對于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不過，直到現在，貧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別是最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后，鴻溝越來越大。以至于香港知名報人林行止也于今年年中宣布，有感于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加劇，他不愿再做盲目的市場信徒，他聲稱中國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之間平衡發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對政商關系邊界難以把握精準，是民營企業家的另一件頭疼事。我們在《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中總結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處理政商關系的類型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后，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江蘇商人嚴介和是第一種類型。他從創業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設集團承接的幾乎全是政府項目，他說：“和政府打交道沒什么風險，你要想著真正為政府分憂，并且去做了，就會贏得政府官員的信任。”然而他最后也是在政商關系上栽了跟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艦業務公司從江蘇遷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資掌門人張榮坤和原茂盛集團掌門人劉根山屬于第二種類型。這兩位上海商人雖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與上海社保案有關。

　　因為可以借助政治杠桿，張劉二人的經歷和手筆讓人驚嘆。張榮坤以13億財富登上2002年胡潤百富榜時為34歲，僅比榜單上最年輕的富豪、大連實德掌門人徐明大3歲。事實上，他的真實年齡只有29歲——因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出于掩蓋資歷太淺而躥升太快的目的，張榮坤把自己的年齡虛報了5歲。

　　臺州商人邱繼寶是第三種類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稱為“國寶”的縫紉機大王。今年年初，邱繼寶執掌的飛躍集團資金鏈就已非常緊張，但在3月份北京召開的“兩會”期間，他還在央視新聞聯播中出現，大談“自主創新”。5月份飛躍可能破產的消息傳出后，坊間大驚。然而，各級政府部門都樂于伸出援手，從椒江區政府到臺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務部，均非常“踴躍”。

　　第四種類型的代表性企業家是無錫尚德掌門人施正榮和江西賽維掌門人彭小峰，為了引入太陽能產業，江蘇無錫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別對施彭二人的進駐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無錫市政府敦促國資入股給尚德成長以關鍵推力，上市前又責成國資悉數退出以防牽制其將來發展，而當尚德和賽維走向正軌時，政商邊界相對分明，這也是兩家太陽能旗艦企業迅速騰飛的關鍵原因之一。

　　不過，就算企業做得足夠大，大多數中國富豪都認為，低調總沒有錯，而且低調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們看到盡管黃光裕十年間三次成為“中國首富”，但他始終毫不張揚。

　　愿意作烏龜而不愿作鲇魚，中國富豪的這一脾性與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有關；做一只快樂的鲇魚，要沖突的樊籬實在太多了

　　他們的成熟與未來

　　財富社會的主角并不單獨屬于富豪這一群體，普通民眾的見聞感受是社會財富觀變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間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們五彩斑斕的經歷為人們創業和處世態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藍本。

　　當史玉柱幾度沉浮，從賣漢卡到賣腦白金，再到以網游公司掌門人的身份在紐交所成功上市，人們看到了“巨人”的堅韌。同樣，當不少企業家在政商關系上一籌莫展或是遭遇滑鐵盧時，萬通掌門人馮侖“擇高處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議讓人醍醐灌頂。

　　然而，民眾不是電視觀眾，他們要精神激勵，更希望自己的荷包鼓囊。他們常以底層平民甚至以窮人的身份率性地表達著自己對富人們的艷羨、嫉妒，在很多時候，這種情緒對富豪們形成了一種鞭策。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龍紙業的掌門人張茵。當她以270億元財富成為2006年中國首富時，她感到渾身不自在，最主要一個原因是，人們開始緊盯著她的行蹤、她的工廠，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間團體一項名為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將玖龍列入了“內地血汗工廠”的黑名單中，張茵大怒，稱這一組織為“無良組織”，遂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張茵最后“軟了”下來，承認自己的企業有不完善之處；盡管張茵覺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眾的力量正在于此，他許多時候鞭策你以一種開放而非排斥的心態面對質疑。

　　《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美國管理大師吉姆？柯林斯曾說，一家公司從優秀到卓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系，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強調“不但要卓越企業，更要卓越社會”。

　　當然大眾有時會表現得過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評大眾的不夠寬容：“社會對我的要求要比對陳天橋、丁磊要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里是成王敗寇的思維……做了希望小學，我不敢說，說了媒體會罵我，投資華夏銀行賺錢，也是我的錯，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說我投機。”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連同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他們與歐美的變遷和歐美富豪的財富觀、管理理念、社會責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仍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產業的集中點在房地產，而歐美國家已經進入后城市化時代了；在歐美國家，個人英雄創業的年代已經過去，品牌時代深入人心，而中國企業和大眾對品牌重要性的整體認知度較低……

　　十年間中國富豪做慈善雖有長足的進展，比如余彭年、黃如論等慈善家，他們確是把慈善當成事業來做，比如黃如論樂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連續五年的胡潤慈善榜上，始終名列前茅，歷年捐贈額超過3.7億，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團掌門人周慶治把企業大部分股份賣給萬科，自己獲得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資助農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認為中國的慈善體系機制陳舊，需要對其信任度先打個問號。其實所謂的慈善，并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爾？蓋茨相比，兩者分別于兩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個人財富的絕大多數，這種魄力全球也鮮有能比肩者。大多數中國富豪需要做也能夠做到的，是從哪怕小社區、小捐贈開始，培養一種持續責任心，當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創新”，就最好不過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學共捐了30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值得關注的是他們設計了一套名為“等比配”的機制——浙江大學不能直接從這一基金中拿到錢，只有當他人每在浙大捐贈1元項目建設費，等額捐贈基金就會抽出相同數量的錢配比捐助，等額捐贈基金單筆項目出資將不超過100萬美元。

　　十年彈指一揮間。如果說2002年前“中國首富”在榮氏家族和“飼料大王”劉永好間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國的體制特征和農業大國的國情的話，那么之后“IT新貴”丁磊、“零售巨子”黃光裕登頂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經濟的潮流和產業特征——網易對應的是微軟，國美對應的是沃爾瑪，而中國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當然中國企業的“內核”遠不夠成熟，羽毛還遠不夠豐滿，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外部環境并沒有實質性地改善，比如當年萬眾期待的“非公36條”頒布兩年多，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夙愿依舊如鏡花水月。

　　而當去年虛擬經濟的泡沫退去，今年內憂外患重重，中國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來，中國富豪即使想做鲇魚，也得先學會做只頑強卻善于變通的烏龜，當然，此烏龜不是十年前的彼烏龜。

　　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愿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身上，似乎再適當不過了。

　　2009年10月13日，2009胡潤百富榜發布，比亞迪掌門人王傳福以350億元財富成為新一屆的中國首富┅

　不過，直到現在，貧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別是最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后，鴻溝越來越大。以至于香港知名報人林行止也于今年年中宣布，有感于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加劇，他不愿再做盲目的市場信徒，他聲稱中國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之間平衡發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對政商關系邊界難以把握精準，是民營企業家的另一件頭疼事。我們在《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中總結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處理政商關系的類型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后，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江蘇商人嚴介和是第一種類型。他從創業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設集團承接的幾乎全是政府項目，他說：“和政府打交道沒什么風險，你要想著真正為政府分憂，并且去做了，就會贏得政府官員的信任。”然而他最后也是在政商關系上栽了跟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艦業務公司從江蘇遷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資掌門人張榮坤和原茂盛集團掌門人劉根山屬于第二種類型。這兩位上海商人雖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與上海社保案有關。

　　因為可以借助政治杠桿，張劉二人的經歷和手筆讓人驚嘆。張榮坤以13億財富登上2002年胡潤百富榜時為34歲，僅比榜單上最年輕的富豪、大連實德掌門人徐明大3歲。事實上，他的真實年齡只有29歲——因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出于掩蓋資歷太淺而躥升太快的目的，張榮坤把自己的年齡虛報了5歲。

　　臺州商人邱繼寶是第三種類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稱為“國寶”的縫紉機大王。今年年初，邱繼寶執掌的飛躍集團資金鏈就已非常緊張，但在3月份北京召開的“兩會”期間，他還在央視新聞聯播中出現，大談“自主創新”。5月份飛躍可能破產的消息傳出后，坊間大驚。然而，各級政府部門都樂于伸出援手，從椒江區政府到臺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務部，均非常“踴躍”。

　　第四種類型的代表性企業家是無錫尚德掌門人施正榮和江西賽維掌門人彭小峰，為了引入太陽能產業，江蘇無錫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別對施彭二人的進駐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無錫市政府敦促國資入股給尚德成長以關鍵推力，上市前又責成國資悉數退出以防牽制其將來發展，而當尚德和賽維走向正軌時，政商邊界相對分明，這也是兩家太陽能旗艦企業迅速騰飛的關鍵原因之一。

　　不過，就算企業做得足夠大，大多數中國富豪都認為，低調總沒有錯，而且低調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們看到盡管黃光裕十年間三次成為“中國首富”，但他始終毫不張揚。

　　愿意作烏龜而不愿作鲇魚，中國富豪的這一脾性與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有關；做一只快樂的鲇魚，要沖突的樊籬實在太多了

　　他們的成熟與未來

　　財富社會的主角并不單獨屬于富豪這一群體，普通民眾的見聞感受是社會財富觀變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間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們五彩斑斕的經歷為人們創業和處世態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藍本。

　　當史玉柱幾度沉浮，從賣漢卡到賣腦白金，再到以網游公司掌門人的身份在紐交所成功上市，人們看到了“巨人”的堅韌。同樣，當不少企業家在政商關系上一籌莫展或是遭遇滑鐵盧時，萬通掌門人馮侖“擇高處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議讓人醍醐灌頂。

　　然而，民眾不是電視觀眾，他們要精神激勵，更希望自己的荷包鼓囊。他們常以底層平民甚至以窮人的身份率性地表達著自己對富人們的艷羨、嫉妒，在很多時候，這種情緒對富豪們形成了一種鞭策。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龍紙業的掌門人張茵。當她以270億元財富成為2006年中國首富時，她感到渾身不自在，最主要一個原因是，人們開始緊盯著她的行蹤、她的工廠，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間團體一項名為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將玖龍列入了“內地血汗工廠”的黑名單中，張茵大怒，稱這一組織為“無良組織”，遂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張茵最后“軟了”下來，承認自己的企業有不完善之處；盡管張茵覺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眾的力量正在于此，他許多時候鞭策你以一種開放而非排斥的心態面對質疑。

　　《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美國管理大師吉姆？柯林斯曾說，一家公司從優秀到卓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系，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強調“不但要卓越企業，更要卓越社會”。

　　當然大眾有時會表現得過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評大眾的不夠寬容：“社會對我的要求要比對陳天橋、丁磊要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里是成王敗寇的思維……做了希望小學，我不敢說，說了媒體會罵我，投資華夏銀行賺錢，也是我的錯，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說我投機。”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連同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他們與歐美的變遷和歐美富豪的財富觀、管理理念、社會責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仍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產業的集中點在房地產，而歐美國家已經進入后城市化時代了；在歐美國家，個人英雄創業的年代已經過去，品牌時代深入人心，而中國企業和大眾對品牌重要性的整體認知度較低……

　　十年間中國富豪做慈善雖有長足的進展，比如余彭年、黃如論等慈善家，他們確是把慈善當成事業來做，比如黃如論樂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連續五年的胡潤慈善榜上，始終名列前茅，歷年捐贈額超過3.7億，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團掌門人周慶治把企業大部分股份賣給萬科，自己獲得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資助農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認為中國的慈善體系機制陳舊，需要對其信任度先打個問號。其實所謂的慈善，并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爾？蓋茨相比，兩者分別于兩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個人財富的絕大多數，這種魄力全球也鮮有能比肩者。大多數中國富豪需要做也能夠做到的，是從哪怕小社區、小捐贈開始，培養一種持續責任心，當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創新”，就最好不過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學共捐了30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值得關注的是他們設計了一套名為“等比配”的機制——浙江大學不能直接從這一基金中拿到錢，只有當他人每在浙大捐贈1元項目建設費，等額捐贈基金就會抽出相同數量的錢配比捐助，等額捐贈基金單筆項目出資將不超過100萬美元。

　　十年彈指一揮間。如果說2002年前“中國首富”在榮氏家族和“飼料大王”劉永好間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國的體制特征和農業大國的國情的話，那么之后“IT新貴”丁磊、“零售巨子”黃光裕登頂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經濟的潮流和產業特征——網易對應的是微軟，國美對應的是沃爾瑪，而中國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當然中國企業的“內核”遠不夠成熟，羽毛還遠不夠豐滿，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外部環境并沒有實質性地改善，比如當年萬眾期待的“非公36條”頒布兩年多，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夙愿依舊如鏡花水月。

　　而當去年虛擬經濟的泡沫退去，今年內憂外患重重，中國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來，中國富豪即使想做鲇魚，也得先學會做只頑強卻善于變通的烏龜，當然，此烏龜不是十年前的彼烏龜。

　　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愿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身上，似乎再適當不過了。

　　2009年10月13日，2009胡潤百富榜發布，比亞迪掌門人王傳福以350億元財富成為新一屆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龍紙業的掌門人張茵。當她以270億元財富成為2006年中國首富時，她感到渾身不自在，最主要一個原因是，人們開始緊盯著她的行蹤、她的工廠，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間團體一項名為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將玖龍列入了“內地血汗工廠”的黑名單中，張茵大怒，稱這一組織為“無良組織”，遂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張茵最后“軟了”下來，承認自己的企業有不完善之處；盡管張茵覺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眾的力量正在于此，他許多時候鞭策你以一種開放而非排斥的心態面對質疑。

　　《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美國管理大師吉姆？柯林斯曾說，一家公司從優秀到卓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系，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強調“不但要卓越企業，更要卓越社會”。

　　當然大眾有時會表現得過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評大眾的不夠寬容：“社會對我的要求要比對陳天橋、丁磊要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里是成王敗寇的思維……做了希望小學，我不敢說，說了媒體會罵我，投資華夏銀行賺錢，也是我的錯，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說我投機。”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連同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他們與歐美的變遷和歐美富豪的財富觀、管理理念、社會責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仍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產業的集中點在房地產，而歐美國家已經進入后城市化時代了；在歐美國家，個人英雄創業的年代已經過去，品牌時代深入人心，而中國企業和大眾對品牌重要性的整體認知度較低……

　　十年間中國富豪做慈善雖有長足的進展，比如余彭年、黃如論等慈善家，他們確是把慈善當成事業來做，比如黃如論樂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連續五年的胡潤慈善榜上，始終名列前茅，歷年捐贈額超過3.7億，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團掌門人周慶治把企業大部分股份賣給萬科，自己獲得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資助農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認為中國的慈善體系機制陳舊，需要對其信任度先打個問號。其實所謂的慈善，并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爾？蓋茨相比，兩者分別于兩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個人財富的絕大多數，這種魄力全球也鮮有能比肩者。大多數中國富豪需要做也能夠做到的，是從哪怕小社區、小捐贈開始，培養一種持續責任心，當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創新”，就最好不過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學共捐了30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值得關注的是他們設計了一套名為“等比配”的機制——浙江大學不能直接從這一基金中拿到錢，只有當他人每在浙大捐贈1元項目建設費，等額捐贈基金就會抽出相同數量的錢配比捐助，等額捐贈基金單筆項目出資將不超過100萬美元。

　　十年彈指一揮間。如果說2002年前“中國首富”在榮氏家族和“飼料大王”劉永好間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國的體制特征和農業大國的國情的話，那么之后“IT新貴”丁磊、“零售巨子”黃光裕登頂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經濟的潮流和產業特征——網易對應的是微軟，國美對應的是沃爾瑪，而中國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當然中國企業的“內核”遠不夠成熟，羽毛還遠不夠豐滿，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外部環境并沒有實質性地改善，比如當年萬眾期待的“非公36條”頒布兩年多，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夙愿依舊如鏡花水月。

　　而當去年虛擬經濟的泡沫退去，今年內憂外患重重，中國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來，中國富豪即使想做鲇魚，也得先學會做只頑強卻善于變通的烏龜，當然，此烏龜不是十年前的彼烏龜。

　　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愿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身上，似乎再適當不過了。

　　2009年10月13日，2009胡潤百富榜發布，比亞迪掌門人王傳福以350億元財富成為新一屆的中國首富┅

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愿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身上，似乎再適當不過了。

　　2009年10月13日，2009胡潤百富榜發布，比亞迪掌門人王傳福以350億元財富成為新一屆的中國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