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失業群落

作者：何忠洲 鄭褚

      唐家嶺是東北旺的延續。

      還在2003年，上地軟件園還未建成時，東北旺是那些在中關村工作的年輕人聚居的理想場所：房價不高，離工作地點又不太遠。

      而更早，六郎莊一帶是更為理想的聚居區，那里離中關村更近。至今，那里也仍然還有著大批的年輕人居住。只不過，一到上下班的時間，全是騎自行車的年輕人，黑壓壓的。

      可是，平房在不停地消失，房價在不停地上漲，消費在不停地增高。

      在中國人民大學西門外，同樣屬于打工一族聚居區的“小南莊”，消費是以床位來計算的。那里，一室一廳的。學生宿舍”，一共睡12個人。每張床位，月租金250元。

      于是，越來越多還在北京尋夢的年輕人，一撥一撥地開始往北京周邊的郊區尋找更為合適的居住地。豐臺岳各莊的大井、小井；朝陽區的酒仙橋、太陽宮、龍王堂；海淀的清河、小營……

      甚至遠在昌平的沙河與陽坊一帶，“這里也有很多你找的那種大學生。”一位在陽坊居住的朋友告訴記者。

      區別于老國有企業大批的下崗工人，社會學家，把這個群體命名為“新失業群體”。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報告指出，目前我國每年實際新增勞動力均在1000萬人左右，只有40％~50％能夠實現就業。其中，15至29歲的青年總體失業率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會平均失業率，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為長期失業。

      一個新的趨勢是：這些新失業群體，不再是一個概念下的群體。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個大學周圍，在現實的各種壓力下，伴隨著這些人的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一個個未就業大學生群落開始形成。

      雖然，這一群落目前在各個聚居區里也并不顯眼，甚至被各種更大的商人群落、親友群落所屏蔽交叉，但是，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個群落。

      在大學生就業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的時候，有社會學家警告：當大學生就業成為普遍的老大難問題時，他們將對整個社會形成巨大的沖擊。

      現在，這一群落出現了。

      來自互聯網的一篇文章，這些大學生是這樣自述境遇的：

      我們是怎樣的一代人

      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我們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當我們能掙錢的時候，卻發現房子已經買不起了。當我們沒有進入股市的時候，傻瓜都在賺錢；當我們興沖沖地闖進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成了傻瓜。當我們不到結婚的年齡的時候，騎單車就能娶媳婦；當我們到了結婚年齡的時候，沒有洋房汽車娶不了媳婦。當我們沒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心的；當我們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金的。

      這樣一群人，與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中關村一帶創業的年輕人不一樣。這些大學生見到了更多的繁華與破敗的對比，體驗了更多驕傲與低鄙的落差。

      盡管被采訪者李競告訴記者：我都覺察不到自己還是什么大學生。但實際情況是：當他們聚居于一起，他們更容易對自身的命運與境遇進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這個社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唐家嶺京百萬招待所的老板說，盡管全是年輕人，但是大學生還是比較容易辨識出來的，他們一般不會滿身塵土，說話辦事也不一樣。

      李競曾經向記者講述一件事。盡管整個唐家嶺是全天候的電子監控區，一進唐家嶺，高聳的標志牌就提醒你，一舉一動盡在掌握。但是，李競就親見一個同伴，經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去躺著就睡覺。那種壓力的力量，有時候就會外化為破壞力量。“我在一個小巷子里親見他拾起磚頭，無緣無故地砸壞一個公用設備。”

      他們對社會的關注也較一般人高。電腦與網絡成了他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在唐家嶺，每個月只掙一千多元、勉強夠糊口的年輕人，卻往往有著不錯的電腦，整天能夠在網上泡著。

      這形成了他們對社會更為主動的看法，對社會種種弊端的認識也更為清晰。種種新聞與傳聞，在他們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為分析社會極具說服力的證據。

      最初，找不到工作，人們把注意力的焦點集中到他們自身問題上——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不一而足。但是，當他們形成一個群落，每個人都發現原來不僅僅是自己沒有工作，空讀了幾年大學，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這個時候，對于群體的思考就開始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說，這是一個需要引導的群體。

      但是，這種引導現在還沒有完全擺上臺面。盡管失業大學生也被納入城市的低保范圍，盡管政府也出臺了大學生創業免稅政策，甚至有一些小額貸款的發放，但是，一個系統的引導體系顯然還沒有，甚至連相關的系統研究都還沒有。

想往高處走 卻向低處流

      對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既無社會人脈，也沒有權力授予的社會位置，他們的機會只能依仗市場型進入這一條通道。而目前留給這些年輕人的市場通道還很狹窄。

      2007年，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蓋森和他的同學們，開始關注蝸居在北京市昌平區沙河鎮的大學畢業生群體。他們在一份“調研中國”的選題報告上這樣認識這個群體：這些人有學識、有文化、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如果沒有人去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不去傾聽他們的訴求，近者不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遠者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他們的訴求若是變為劇烈的反抗，相信我們的社會是無法抵御的。”

      一位經濟學家也表達了同樣的焦慮。在今年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說：“我對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覺到非常的懷疑，就是說現在我們社會有兩種(人群)，一種叫精英，一種叫草根，或者叫大眾，我對這種分析表示擔憂。”他認為，走向社會穩定，實現持久繁榮，需要有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基礎。

      而各個大城市的角落里，漸次出現的大學畢業生廉價聚居地，似乎正在印證這種憂慮：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階層找不到上升的渠道，底端的部分還在擴大，社會的下沉拉力在增大。

      2005年，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在其名作《下流社會》中，提出了下流社會的社會學概念：這個群體以20到34歲的年輕族群為主，最大特征并不僅僅是低收入，更在于其“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愿、消費欲望等的全面下降。”而這些低消費、高自閉的東京澀谷年輕人形象，從 2004年起在北京昌平區的沙河鎮漸漸多起來。表面上看，他們似乎對人生無所求，1000塊以上的工作，就可以達到生活目標的底線。然而這樣的工作也是時有時無。

      三浦展將年輕人的“下流化”歸因于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在這個財富分配分化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宛麗把社會提供的上升渠道分為三類。 “從目前來看，大致存在三種社會地位資源配置關系，即權力授予關系、市場交換關系及社會關系網絡。受這三種社會資源配置關系的影響，現階段中國社會新中產階層的來源可對應地分為三種進入渠道，即行政型進入、市場型進入和社會網絡型進入。”張宛麗說。

      往下類推，而對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既無社會人脈，也沒有權力授予的社會位置，他們的機會只能依仗市場型進入這一條通道。但現實是，真正能依靠市場開放分享到社會進步產生的財富，并獲得自我提升的普通人，比例還很少。按照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曾主持的調查，以月收入5000元是中產為分界線，中國五大城市中的中產階級比例為11.9%。

      蓋森和他的同伴們在調研中，從當地的理發店的接客量估算出沙河鎮大概居住著5萬名左右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不僅是昌平的沙河鎮，海淀區小南莊，上海的松江地區,幾乎中國所有超大城市的角落，都有這樣的所謂知青部落。他們并不是社會中的赤貧者，但和在平均社會生活線下的群體相比，他們內心的沖突和煎熬或許更激烈痛苦。

      三浦展的書中描述，“下流社會”的年輕人無法從自我主張的路中走出，雖然處于困境，但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只是對社會不滿。租住在沙河鎮的林華和他的同學不滿的對象是就讀的學校。四年大學收獲了一個人生經驗：“絕不要讓你的孩子進民辦大學。”他們憎恨這所除了收取更多學費，卻沒有給出相應回報的學校。如果說給了他們什么，那只是比市場需要更高的自我認識和人生期望。而這成為找工作時折磨他們的根源。做汽修店學徒，一個月800塊錢，從事這類工作在上大學前是不可思議的。

評論：別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秋風

      這些大學生畢業生畢竟還有一些希望，他們與一般的貧民不，接受過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夠向上流動

      科舉制度把教育與做官聯系在一起，所以，古代中國的教育就異常發達。進入近代以來，政府又受種種“教育救國”的口號及“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積累人力資源”的經濟學教條的鼓動，把本就有限的教育資源高度集中于高等教育。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學商業化更是促使大學走上了瘋狂擴招之路，將教育過剩嚴重放大，結果，擴招之后畢業的大量大學生，找不到與其期望大體相符的就業崗位，在各大城市郊區出現了高知特殊部落。

      當然，大學生畢業之后從事普通職業，甚至從事某些低收入職業，原是正常的，大學生們自己大約也不再以“天之驕子”自居了。不過，這些大學畢業生畢竟還有一些希望，他們與一般的貧民不同，接受過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夠向上流動。對于已經投入了大量精力、資金的大學畢業生來說，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這樣的前景，那大學剛畢業時期從事低收入職業，就不會成為問題，反而可能成為一筆寶貴的人生經歷。

      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目前從事低收入職業的大學畢業生，在現實中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動的機會似乎不多，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認識到這一點。而此類大學畢業生聚居一處，很容易導致這種認識的擴散。這將會在他們中間制造出消沉、無奈的情緒。果如此，則這些高知未就業群體就將成為一個重大社會問題。

      這不是危言聳聽。現代以來，德國、日本、拉美諸國，都曾經形成過這樣一個大學畢業的貧民群體，種種反體制、反權威甚至反社會的極端情緒，以及反對市場體制、反對法治、反對民主的極端意識形態，均發源于這個群體，或者經由這個群體向社會其他群體擴散。在國內，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極端民族主義等極端觀念近幾年抬頭，即與大學畢業生貧困群體的形成、擴大，有一定關系。

      好在，在中國，這個群體形成時間不長，其反社會的心理尚未根深蒂固，如果社會各方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或許可以使問題不至于惡化。若不能在中短期內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擴招制造的大學畢業生源源不斷地加入這個群體，問題很可能有惡化的趨勢。

      出路何在?秘魯著名學者赫爾南多德·索托的探索十分具有啟發性。在第三世界國家，大量人口通過種種渠道走向城市，其中當然也包括接受大學教育者。但他們卻遭到城市、遭到國家法律制度的排斥，德·索托將這樣的法律體系稱之為“重商主義制度”。這種制度通過法律或政策、通過資助、稅收、特許權，借助繁瑣的登記、申請手續，構筑起一道合法的創業及產權壁壘，堵塞窮人創業的機會。結果是，窮人被排斥在正規體制之外，他們對社會、對政府產生強烈的怨恨，而且也情緒性地反對現狀、反對資本和權力，甚至成為光輝道路那樣的恐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

      德·索托提出了應對這種情形的“另一條道路”，那就是，政府調整、改革自身的法律體系，承認窮人創造出來的產權制度，使他們可以充分地發揮自己的人力資本，可以最便利地創業，從而成為新興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市場就為城市邊緣的窮人提供了改善自己境遇的機會，窮人能夠看到自己的前景，這自然有助于化解窮人對于體制的怨恨。

      在中國，目前的種種歧視性的法規、政策，也構筑了一道相當高的壁壘，私人企業發育受到阻礙，窮人創業難度很大，這些讓聚集在城市周圍、從事低收入職業的大學畢業生們難以看到自己的未來。

      要讓他們看到未來，就必須拆除這道壁壘，讓他們更容易獲得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創造精神的機會。當然，拆除、或者哪怕是降低這道壁壘，確實牽涉到經濟、政治、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按照德·索托為秘魯所開的藥方，政府應當大幅度地簡化設立企業的登記程序，鼓勵大學畢業生創業；政府應當打破戶籍制度，更積極地保護私人財產權，包括承認農民對土地、房屋的產權，允許更多的資源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這將大大增加來自鄉村的貧困大學畢業生的資本；政府應當致力于打破壟斷，給私人企業以更大發展空間，從而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政府也應當改變重商親商的政策，使勞動者可以在更公平的制度框架中維護自己的權益。

      凡此種種變革，應當說，難度確實相當大。但是，“居安思危”遠比“亡羊補牢”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