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應盡快形成打擊傳銷的各方合力，另一方面也應著手改良產生非法傳銷的社會土壤

    由于非法傳銷涉及人數眾多，涉及金額大，對社會危害較大，近年我國各地均加大了打擊力度。然而，日前國家有關部門在重點地區的調研卻發現，“一方面打擊的力度很大，另一方面傳銷犯罪勢頭還非常猛。”

    有關部門的調查表明，從全國范圍來看，傳銷活動正處于打得多、生得多的怪圈之中，并且，傳銷成因復雜、勢頭上升、新型傳銷不斷冒出。對此，需要創造更為良好的法律條件，集中多方力量，形成打擊合力。

    打而復生傳銷案件有新特點

     
在一些重點地區，傳銷正處于打得多，生得多的怪圈中。以廣西為例，在打擊力度加大的同時，發案數量不減：2004年，廣西立傳銷犯罪案件23起，此后年年遞增至2007年的684起。從涉案金額和打擊處理人數看，2004年廣西刑事拘留傳銷骨干分子148名，無逮捕；到2007年，刑事拘留2278人，逮捕692人。

    傳銷案件“打而復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特點：

    新型傳銷花樣百出。在執法部門打擊之下，傳銷活動不斷調整策略：一方面傳銷參與者越發廣泛；一方面，傳銷向網絡世界迅速蔓延。

    前些年傳銷參與者多為農民、下崗職工、中老年人、學生等所謂“困難群體”。而近年來參與人員成分日益復雜，知識分子、外籍華人、企業經營者等也加入傳銷組織。南寧辦理的神話新龕房地產公司傳銷案中，傳銷骨干王某為美籍華人；梧州市已發現有德國籍人士被騙參加傳銷；北海市打掉的一個傳銷組織中有廣東某大學的一名副教授；玉林市查獲的一個傳銷案件中，傳銷組織者歐共畢業于西安某外語學院，曾在跨國公司做翻譯工作。

    廣西查獲的“旨在開發西部”的“資本運營”傳銷組織，目標瞄準富人和老板，吸引了大批福建企業主參加。程某一家從事制鞋配套產業已經一二十年，家族資產頗豐，他原本被朋友邀到廣西游玩，輕易地被傳銷組織打動：“他們聚餐是在南寧最高檔的飯店，說是政府支持的西部開發，我覺得這肯定是正事啊。”

    在廣東，通過互聯網更加便捷、迅速地拓展的“網絡傳銷”，在境外注冊公司、境外交費、在內地發展下線的“兩頭在外”式傳銷，給打擊、防范帶來更大挑戰。

    部分直銷企業“越軌經營”成惡例。我國目前有20多家中外企業拿到“直銷執照”，其中部分直銷企業采取一些“越軌”經營模式，如普遍存在超出法律底線的“多層銷售、多層取利”的銷售模式，與非法傳銷完全一致。但這些“拿牌”直銷公司經濟實力雄厚、熟悉我國法律，一旦被查處，往往采取“斷尾”策略規避打擊。

    某些直銷公司客觀上給傳銷犯罪“提供”了技術和人員的支持。相當一部分傳銷組織者是從直銷公司出身，另立門戶投身于傳銷犯罪活動。

    名人效應、媒體效應推波助瀾。一些大的傳銷組織瞄準名人效應、媒體效應，一些名人或媒體亦甘為其用，成為傳銷迅速蔓延的催化劑。

    如在廣西永乾案中。永乾公司在包括一些權威中央黨報等上百家報紙及電視臺上進行公司品牌形象宣傳，公司及領導人李國生換取了“2007年中國創新競爭力十大品牌”、“2007年中國創新競爭力十大年度人物”、“中國—東盟博覽會合作機構”等光環，并贊助某電視臺很有影響力的娛樂節目。此案被查處后，幾百人靜坐示威，對媒體的參與提出質疑。

    傳銷活動屢屢變形。近年來，為逃避打擊，傳銷組織日益表現為無產品、大遷移、無票據、骨干隱身、活動分散等特點。“上大課”一度是傳銷的典型活動，近年卻越來越少，而相對“安全”的“講課”、家庭串門等小型傳銷活動卻愈加普遍。

    哪里風聲緊就離開哪里，哪里便于生存就遷移到哪里。傳銷組織大規模搬家成為躲避打擊的慣用手段。以廣西為例，來賓市持續對傳銷活動保持高壓之勢，一些傳銷組織便紛紛逃離，轉向周邊的賀州等地，以致賀州市在短時間內集結傳銷人員近萬名。對此，賀州市2005年也啟動了聲勢浩大的打擊行動，一些傳銷人員又流向桂林、梧州等地。

    辦案人員描述，“那時候，一卡車一卡車的傳銷人員向其他城市搬遷，規模很大。”

    無票據是傳銷組織逃避打擊的另一招。據介紹，傳銷參與者“購買產品”的認購單是定罪的重要證據。但是，近期很難在低層級的傳銷參與者住處查獲認購單。一些傳銷人員稱，“根本沒有認購單”或者“認購單被B級經理收走了”。

    與此相關聯，所謂“B級經理”、“講師”等骨干人物的隱身能力越來越強。傳銷組織的骨干人員改變過去與參與者混居的習慣，普遍采取單獨居住的方式。一些A級經理或首要人物甚至采用異地指揮的方式，深藏不露。廣西成功打掉的“鐘雷案”就是抓住A級頭目到南寧開會的線索，才將分散于國內各地的骨干分子一舉抓獲。

    “再生”和“復制”現象突出。傳銷專業人員一旦掌握非法傳銷活動的運轉規律之后，往往會自立山頭、自成一家。由于傳銷組織反復復制、分裂，傳銷“體系”已經很難計數和分辨，甚至連有的傳銷參與者也說不清自己是哪個“公司”的。桂林市公安機關對某傳銷組織賬戶進行查封時，無意中竟然將另一組織的l00多萬資金查封。原來，兩家正好處于分家過程中，賬戶尚未完全分開。

    出局制是最近出現的新型傳銷組織模式。就是所謂“人人有機會做老大”的模式。成為頂級A級老總之后自動出局。執法人員稱，這也是傳銷組織欺騙性的手段之一。頂級出局之后，該體系將分裂成兩支，組織越長越大。

    一些傳銷的普通參與者在被打擊、驅趕過程中，逐漸成長為傳銷骨干。傳銷骨干分子則四處游走，不斷改頭換面，發展新的傳銷組織。

    打擊傳銷仍存在盲點

    在多年來的打擊傳銷違法犯罪過程中，現有法律打擊力度偏輕，打擊門檻偏高，打擊留有空白，是傳銷犯罪屢打不絕的主因。這也造成出租屋主、傳銷活動“講師”、“家長”等關鍵人員屢屢逃避打擊，傳銷活動死灰復燃。

    出租屋是傳銷人員的寄居處，目前已經演變為開展傳銷活動的主要場所。目前的法律規定動輒對出租屋主處以數萬元罰款，但基層執法部門人員表示，如此大的處罰力度因為“過于嚴厲反而失去了可執行性”。

    如在廣西的四個市，只有一市對出租屋主作出過四起處罰，真正受到處罰的只有一戶。執法人員表示，“即便是這一戶也打了折扣，至今還沒有執行完畢。”

    由于缺少手段，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以非法對付非法”的極端措施。于是，停水、停電就成了一些地方經常采取的“擺不上桌面”的權宜之計。為此，不少執法人員呼吁，與其“重罰”不如降低數額，提高可操作性，起到真正的震懾作用。

    而對于傳銷組織中的“鼓動家”講師，及傳銷最基層的組織者“家長”，執法部門打擊屢屢落空。

    “講師”、“家長”在傳銷組織中發揮的作用不亞于一個高級別經理，但大多數“講師”是“按勞取酬”，有些“講師”一節課收費五萬元，根本不屑于出面發展下線。而“家長”也并不領取報酬或者很難查證他們獲取報酬。

    執法人員認為，“講師”、“家長”對于傳銷組織的發展起到重要鼓動作用，是傳銷欺詐活動的實施者，必須納入打擊范圍，也應在立法或司法解釋中給予明確。

    當前，打擊傳銷中還存在一些實際困難，如法律適用不當，打擊“空拳”多，以及各部門協作不足，未形成日常化的打擊傳銷聯動等。

    比較典型的，是銀行、電信部門參與的主動性不盡如人意。廣西貴港市移動公司經營的手機群發業務“鴻發網”竟被傳銷組織作為內網使用，傳銷組織對參與者宣稱：這是政府為傳銷組織開通的綠色通道，享有網內打電話免費的優惠。廣東也反映，爭取電信部門配合存在困難。

    廣西永乾案中，每月十幾億、每天幾千萬的巨額資金在兩個人的賬戶間滾來滾去，這樣明顯的不正常資金流動，銀行卻沒有按規定及時向有關部門匯報并進行調查，事后給出的理由竟然是“忘了”。

    打擊手段要向“經營式”轉變

    從“驅趕式”打擊轉向“經營式”打擊，能增加對傳銷案件打擊的實效性。

    廣西桂林市公安局經偵部門采取“經營型”式打擊的方式，去年破獲了“413”大案，至目前將76名頭目抓捕到案，其中72人已經被移送起訴。辦案民警從2006年年底開始就關注此案，經過三四個月的經營，通過發展內線、秘密偵查，警方悄無聲息地掌握了較為完備的傳銷網絡圖和賬戶資金流向，最終將其連鍋端掉。

    “目前我們還有幾個案件正在經營之中，有的案件結構圖基本清晰了。”據有關經偵民警介紹，某案從2007年4月開始經營，已經跟蹤調查了八個月時間，目前還在嚴密監控之中。

    從目前情況看，相當多的地方還缺少經營案件的能力和意識，往往采取“驅趕式”打擊手法，結果從甲地到乙地，從乙地到丙地，從丙地再回到甲地，沒有扎實的調查取證，結果只能是抓的多、放的也多。尤其是，有政法界人士表示，隨著公眾法律意識的增強，這種方法很可能會引起當事人的投訴，甚至招致行政賠償。

    與此同時，基層單位也提出，大要案件應當形成上級公安機關統一協調、指揮作戰的機制。對于涉案人員眾多、分布地區廣、傳銷網絡涉及地域跨度大的大案，劃定戰區，確定區域辦案牽頭單位，調動各地警力，形成“全國一盤棋”的辦案格局。

    以廣西“413”案件為例，雖然已經有72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但是仍有不下200人在逃，其中公安機關認為“證據確鑿符合起訴要求的”不下50人。然而限于經費和追逃能力，當地公安機關已表示難以繼續跟進。

    因此，需要統一協調指揮全國力量，對大要案件集中調查、抓捕，以解決一地公安機關力所不及的繁雜偵查任務。同時，應當建立全國傳銷違法人員信息庫，加強公安機關內部信息共享，加強公安與工商信息資源共享，最終形成打擊合力。